1935年6月25日，宿城书苑巷一户杨姓殷实人家喜添贵子，取名在葆。葆，宝也；葆，藏也；葆，茂盛也。父母在这个小儿子身上寄托着小康人家的善良愿望。那个年代，宿城还没有被日本人占领，书苑巷弥漫着喜庆的气氛。 可是好景不长，杨在葆一岁多的时候，父亲因为脑溢血去世，留下母亲和他的两个姐姐艰难度日。在杨在葆的记忆中，母亲在人前从来没有流过泪，遇到过不去的大事时，她也不流泪，只有当事情处理完，困难过去了，她才会背着人流一会儿眼泪，擦干眼泪依然坚强地支撑着这个家。 童年杨在葆比同龄人更早更深地理解了什么是坚强。望着家里墙壁上贴着的杨家将、岳母刺字、二十四孝、桃园结义等年画，杨在葆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盼望着自己早日能够顶门立户。日本人来了，远在顺河乡下的田地也顾不上打理了，日子就更艰难了。然而，宿州殷实人家有一个好传统，这就是重视教育。杨在葆的家庭同样如此。无论日子多么拮据，杨在葆还是走进了当时宿城最好的小学读书。 1947年，蒋介石60大寿的时候，规定全国的县城各取一街一小学，命名为中正街和中正小学。杨在葆就读的小学，从那时候起就叫做中正小学（后来的宿州一小）。杨在葆每天从书苑巷往南走200来米，越过中正街（今为胜利路）就到了学校。先生每有褒奖，母亲只当不知道，并不鼓励，她的身教胜过言教。1952年夏，杨在葆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宿城一中。当时的宿城一中与杨在葆的家隔着一条书苑巷。可以说，杨在葆得到了最好的教育。在受教育方面，杨在葆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杨在葆眼前的宿城一中完全不同于他的小学了，这里有学生会，学生会由全体学生投票产生，每个班都有助选团。在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二三年级的同学竞选中，俞斌元当选学生会主席，杨在葆当选文体部长，冯维韬当选学生部长。作为文体部长又有表演天赋的杨在葆不安分了，他找到了俞斌元同学，“前方抗美援朝，咱们在后方起码要演个戏来支援前线。”“好啊！”俞斌元爽快地答应了，不过他有个条件，“我要演志愿军，你个子高，鼻子挺，你演美国大兵吧”，杨在葆说“管！”于是两人坐下来很快编好了“剧本”，接着就是两天的紧张排练。 那天的演出好像是在学校操场上，音响是一只大鼓，只要志愿军战士的手榴弹扔出，瞅准时机，司鼓就要敲响大鼓，以示手榴弹爆炸。俞斌元在演出时失手，撂出的手榴弹砸到了杨在葆的鼻子上，当即血流如注。若干年后，两位老同学见面时，俞斌元首先端详杨在葆的鼻子，他要看看那个疤痕，“这可是同学情谊的伤疤啊”，诙谐中有歉意，歉意里寓深情。 这个小小的波折，没有挫伤杨在葆组织文体活动的积极性，更没有削减他的表演热情。接着他们排练了话剧《民主青年进行曲》，校长孔子寿先生扮演该剧中的教授。因为该剧排练非常成功，一中学生会便组织公演。在当时宿城最大的小广场剧场（即后来的东方红电影院），《民主青年进行曲》面向市民公开演出，轰动宿城，师生同台演出，更是传诵一时。杨在葆参与表演和组织的演出还有《保尔·柯察金》、《牧羊姑娘》、《方珍珠》、《
龙须沟》、《
群英会》等，在《人往高处走》一剧中，他和同学牛乾元、邱元英、夏启英等同台演出，这个时候，他和夏启英的爱情尚未萌芽，而十年后他们成为相濡以沫的夫妻。据杨在葆的学弟武广汉回忆，杨在葆当时有两大特长一大作用：会演戏。作为学生会的文体部长，他有责任也有能力组织演出，同时，他还牵头成立了宿城一中戏剧研究小组，亲任组长。能运动。杨在葆是地区学篮队队员，在当时能和这个队抗衡的只有解放军前进队。那时初中组跳高冠军是周维栋，而高中组的跳高冠军就是杨在葆。榜样作用。1955年杨在葆考取上海戏剧学院后，着实起了榜样示范作用，宿城一中连续几年每年有一名学生考取上戏。紧随其后的是1956年的夏启英、1957年的刘德先、1958年的李自水、1959年的周克兰。 1955年，杨在葆告别家乡的热土，背负着母亲忧郁的目光，向着人生和艺术的新阶段勇猛精进。 在1984年的金鸡、百花奖评选中，现实题材的电影大获全胜，杨在葆获得第四届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第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被千万观众封为“影帝”。 从颁奖晚会上走下来的杨在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说：“我有自知之明，演员的辉煌是集体的功劳，是因为有无数幕后英雄使劲往演员脸上贴金，所以演员才那么亮！演员是鱼，观众是水，没有水鱼早死了。”他同样记起了母亲30年前的目光。好像这一年的杨在葆获得的辉煌还不足以表达观众对他的喜爱，1986年更添了浓浓的一笔，因为他在《
代理市长》中成功塑造了萧子云的形象，获得了亿万观众的支持，获第九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当时的观众喜爱杨在葆到了什么程度呢？2006年杨在葆做客央视“艺术人生”时，一位女老师讲述的亦庄亦谐的故事做了最好的表达。她说她从少女时代就对银幕上的罗霄将军崇拜不已，并且暗下决心要嫁给杨在葆这样的男子汉。囿于那个年代的条件，无论是“粉丝”还是“玉米”，只能望偶像而兴叹。她悄悄把1983年8月号的《大众电影》杂志精心保存下来，因为她觉得那期封面上的杨在葆最好看，所以珍藏至今。 《代理市长》拍摄完成后，当时文化部负责人看了影片说“杨在葆是个演员，还导了部好电影。”《代理市长》很快获文化部电影局批准公映，还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放映，来自全国各地的宣传部长看完电影后全体起立鼓掌。但是个别负责人却有不同意见，认为这部电影有反气，尤其是“宁犯天条，不触众怒”的台词一定要改，杨在葆坚决不肯改。无奈之下，杨在葆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耀邦同志：我拍成电影《代理市长》之后，有领导同志对此有不同意见。我不懂人情世故，特给您写信，请抽空帮助指导。写完信，他借了一辆自行车直奔中南海送信，在耀邦同志的秘书张耀光的帮助下，信终于转到了总书记手里。胡耀邦同志批示：转启立、厚泽、穆之同志：我看过这部电影，我觉得不错，比那些跟四化不沾边的好得多，不知好多少倍。有点儿刺，有什么不可以？ 胡耀邦的批示一经传达，《代理市长》的上映一路绿灯！杨在葆认定的事，就一定坚持到底。 就在他金鸡百花折桂后，他还悄悄地做了另外一件事，他取出珍藏的妻子的一缕头发，郑重地放进了妻子的骨灰盒里。这缕头发是他帮病重的妻子梳头时飘落下来的，他收集并保留了下来。杨在葆的夫人夏启英是他的高中、大学同学，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员。他们感情笃厚，互敬互助。在杨在葆紧张的拍戏过程中，夏启英帮他对台词，讨论人物的细节处理等，是好演员也是贤内助。 1971年，杨在葆被诬陷为“现行反革命”，关押了整整4年3个月14天。初冬时节，雨雪自天而降，杨在葆穿着短裤短衫在雨里运土。面对裹在厚厚棉衣里的那些看守，杨在葆感到了自己的肌肉所凝聚的力量。只是，面对苍天厚土，面对不可知的未来，他终于提出了自己的唯一的请求——离婚。“我不知要坐多少年牢，她还年轻，不能拖累她”。 其实，在杨在葆被抓的当天，夏启英这位弱小的女人就从街上购买了李玉和带着镣铐的剧照，并且贴在了床前，直到4年后杨在葆无罪释放回家。有一年，上海的冬天特别阴冷，不会做针线活的夏启英，硬是一针一线给杨在葆纳鞋底做了一双布鞋，做了一件棉坎肩。一年后，杨在葆无意间才从棉坎肩里发现一个写有字的布条：“想想肖季野和奶奶的对话，望坚强保重，乐观，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很多同志都关心你，事情可能是复杂的，总之相信党，既来之则安之，勿念。”在那样的特殊年代，在那样的特殊环境，杨在葆该受到多大的安慰啊！其实，狱中的杨在葆不知道，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夫人夏启英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肾病，走在街上就可能晕倒。 无罪释放后的杨在葆，焕发了艺术创作的青春，他想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他密切关注着共和国的巨大变化，他投入到了火热的改革开放的生活激流中。在那个解放思想的年代，杨在葆如火山喷发，任何力量也压抑不住他的创造活力。他连续主演了《从奴隶到将军》、《
血，总是热的》、《
大刀记》、《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代理市长》、《双雄会》等轰动一时的影片。 在拍摄《血，总是热的》期间，久病缠身的妻子因为尿毒症住院，只要有一点空，杨在葆就会在医院为生病的妻子梳头发…… 妻子去世后，杨在葆在七尺白布上挥毫写下了一幅挽联：一生清白无媚俗，遇难时节有傲骨。他继承了母亲的坚强，和母亲一样，他不是在人前流泪的人，他不会把自己的悲伤蔓延开来。他精心赡养岳母，拒绝感情。即便是他现任妻子，八一厂演员陈丽明最初向他表白爱情的时候，他也是拒绝的，后来还是表演艺术让他们喜结良缘。婚后一段时间，杨在葆的家中挂着前妻的遗像，而且，夫妇尽心赡养着杨在葆的前岳母。比杨在葆小22岁的陈丽明说：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嫁给了杨在葆。这句颇有分量的话，让我们不难体会杨在葆的侠骨柔肠。 谁能想到，1996年，命运再一次把灾难降临到杨在葆身上——他唯一的儿子病了！尿毒症！骨肉亲情，让这个有泪不轻弹的汉子哭了。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儿子患了重病，人生重大的悲情为什么都集中到了杨在葆身上？但杨在葆不是沉溺于痛苦和悲哀中的男人，他是经历过沧海的男人。他说：“就算有了这种遭遇，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既然是人生，就都是活着该受的。” 杨在葆的坚强和硬汉性格，最早得益于母亲的身教。想忠孝两全的杨在葆，在大学毕业后的1959年，就把母亲接到了自己身边。而杨在葆直到1976年才第一次穿上毛线衣、第一次戴上手表。“娘，儿子没本事让你过富裕的生活，我只能用心来疼你。”杨在葆对母亲如是说。 一个男人能够孝顺自己的母亲，才能够热爱自己的妻子；一个男人能够爱戴母亲爱护妻子，才能够爱朋友、爱国家、爱人民。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做不到爱，还奢谈什么呢？杨在葆岂止是用心来疼母亲？他同样用心疼妻子、疼亲戚、疼友人、疼同学、疼家乡…… 1987年初，杨在葆、京剧演员李炳淑，以及艺坛名流李永德、王金声、朱明君等回到故乡宿州。杨在葆还专程回到童年生活过的顺河乡下，探亲访友。他在一次座谈会上深情地说：“在座的同志如能写出一个反映家乡巨变的好剧本，我愿和炳淑、金声等人联合起来参加演出，为家乡人民尽点孝心。” 就在宿州市迎春联欢晚会举办前夕，杨在葆坚持亲自去请自己当年的老师。他还几经打听，亲自跑到街边一个修车铺，找到了当年的同学，他的篮球队队友，坚持要这个以修车为业的同学参加迎春晚会和同学聚会。 只要是宿州家乡来人找他，无论他多么忙碌，总是放下手中要做的工作，热情接待。他对家乡的一往情深，还体现在他和朱茂德等同学拍摄的用家乡方言作为台词对白的电视剧《淮上人家》中。前不久，我们在电话里表达要采访他的愿望时，他当即表示欢迎，只是来京前要先说一声，好有个准备。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行，但是，杨在葆的家乡观念，杨在葆的硬汉亲情，已经淋漓尽致地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 杨在葆不愿意接受自己不喜欢的角色，他深知自由的获得，必须懂得限制，要限制就必须舍得放弃，甘受清贫，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忠诚于自己追求的电影艺术，才能进入个人的和艺术的自由王国。从金戈铁马气如虹到挑灯看剑梦军营，从50岁到70岁，整整二十年，这位硬汉，这位英雄，为了心目中的艺术，再没有接演过一部电影。他说：“一个人对自己认准的事、认准的道理不能坚持、不敢表达，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 同样他为了忠诚于自己的人生，守住做人的底线，他拒绝私分剩余经费，谁来说情都不行；他以罢演的实际行动抗议某剧组对国内和国外演员的不同待遇；他拒绝拍摄商业广告，尽管他比别人更需要钱；他依法维权，保护自己的肖像权和形象；他拍摄《
党小组长》，而且给党章一个大大的特写；他炒投资人；他给自己的剧本主人公起名赵汉青……忠诚做人和忠诚于理想的艺术，是如此水乳交融，不可区分。 杨在葆说：“一个男人是不是具有男子汉气质不在于外形，而在于他的心理状态。男人生来就是堵枪眼的，要不怕死，勇于担当，一旦国家、民族、家庭出了什么事，他应该冲在最前面。”他还说：“人生就是一幅自画像，关键的几笔不能画歪了，不然就不好看了。就像当年跟我母亲说的一样，我不是一个戏子，更不是一个逗乐儿的玩物，我从不拿自己的事业开玩笑。” 这些掷地有声的铿锵话语，正与伟大的哲学家叔本华的话相吻合： 有一种罕有的蒙受着恩典的幸福人生，人们被远大目标所吸引，他们从人生和世界收集自己作品的材料，回应着创造的召唤。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大 多数人各演一个小角色，然后下台，而他们却过着复式的生活，既是演员，也是观众。 杨在葆，无论是从他的本体生命还是他的艺术生命来说，他都是家乡父老兄弟为之自豪的好儿男，是宿州人心目中的英雄。他追求的艺术理想因为他的有所弃而臻于自由境界；因为他脚下的土地和头顶的阳光而获得了一片自由的天空。 或许有一天，观众在北京某个街头，或者在某一路公共汽车上、地铁里，有可能见到一位高个子的74岁老头，或许他就是杨在葆呢。
